贵州省遵义市2019届高三第二次联考语文试卷--手机版

贵州省遵义市2019届高三第二次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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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向大城市主要是都城的流动与集中，是由唐到宋城市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类需求日益增长，一是方兴未艾的建筑业所需劳动力，二是日益繁盛的各行业所需从业人员。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及户籍管理成为当时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
唐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和两税法的推行，大量人口溢出户籍，流寓异乡。这些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涌入可以提供更多生存空间的城市中。虽然史书对与建筑业有关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大商人窦义，从事了多种经营，所雇佣的人中有长安坊市内的少年、“功人”等。
除了建筑业，外来人口更多集中在商业、服务业和娱乐业。李白的<少年行》诗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其中的胡姬是西域来的胡人女子。唐后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繁荣，长安城的餐饮业、旅店业、屠宰业、租赁业等日益繁盛。这些行业起点低，技术含量低，市场需求大，容易生存，大量外来人口充溢着这些行业。
唐朝对这些人口到底如何管理，虽未见出台严格的措施，但通过官府颁布的一些具体措施和条文，可知总的趋势是限制逐渐松弛：一是唐德宗时推行的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旧唐书》），居住地原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流动人口的身份问题，也使国家有可能重新掌控大量流失的人口；二是坊郭户成为城墙内及周边附郭居民的正式称谓，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也成为有别于乡村户的主要标志。这一制度在北宋得以确立，并推广到全国，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至此拉开帷幕。三是中央官府在招聘和选用执役杂使人员时，对一些重要和关键岗位有户口的限制，如规定在选用门仆时，必须“取京城内家口重大、身强者充”，但在某些岗位，对“浮寄”人口给予了更宽松的政策。
此外，国家财税征收的结构和对象也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如唐德宗建中年间，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反响最大的是建中四年开始征收“税间架”，即房产税。结果“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旧唐书·卢杞传》）。最终被废止。百年后，北宋时期城市的房产、商铺等都已逐渐作为征税的对象，不仅户籍管理实行城乡分治，城乡的税收对象和税收内容都形成各自独立的体系。由此也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