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背书--手机版

谈  背  书
黄山台
    今年教高二年级三个班的语文，两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共120位学生。其中那个理科班是我到闽侯乡镇高中去支教担任的教学任务，共45位学生。上白居易的《长恨歌》时，我用了三节课讲析作品，并特地要求学生们好好背一背这首长诗，结果两个星期过去了，三个班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完整地流利地把这首全长840字的诗歌背下来。
    背诵之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今天不是更加重视了，而是根本忽视了。从小学到中学，是一个人语言学习的基础阶段，作为书面语的学习必需背诵积累一定量的必要的语料，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均规定了背诵篇目，但我们是否都认真落实了呢？以我十几年的从教经历来看没有做到。除非中、高考考纲必考的，我们老师才强制学生落实背诵，不考就不要求先试试背了——学生也不乐意，老师也疏于一对一地抓背诵落实。
让我们看看以前的人是怎么读书的吧——
    何兆武《回忆吴雨僧师片段》一文写道，他1939年秋考入西南联大读书以后，“每次考试，先生必定有一道题目是要学生默写出自己所能背诵的最长的一篇诗文，并且往往还有一道题目是评论一部文学名著。大都意在强调学生的基本功。”“在课堂上，（吴雨僧先生）他也屡次指出我们中文基础不够，——我们一代人和吴先生一代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吴先生一代人是从旧学发蒙的，所以旧学根底都非常之好；我们一代人所受的已是新式教育，从小是文、史、地、数、理、化、音、体、劳一起上，所以就没有老一辈那种深厚的旧学基础了。”在课堂上谈论《红楼梦》时，吴先生对书中的全部诗词都能脱口而出，背诵如流。（何兆武著《苇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P.491-492,494）
苗振亚指出，19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她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回信说：“《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9岁时就能背诵《三国演义》。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14岁前，就能背诵一些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儒林外史》他读了一百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随便翻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也读了七十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二十多遍。《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苗振亚《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24期）
    在背书这一点上，我完全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2011-12-1于福州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