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真话集》后记
上海市金山区吕巷中学 崔海霞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巴金、文化大革命、《随想录》的相关知识。
2、以《小狗包弟》为范本，探究阅读，透视特定历史时期人性扭曲的状况。
3、品味文本，培养敢于质疑的能力。
4、感受作者敢讲真话、敢于自责的勇气与度量。以此感悟人格，感悟人性与道德。
说明：
本文选自巴金的《随想录》，这是一本反思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书，是一本受害者严肃反思的书，是一个正直心灵痛苦自审的书，是一个最无责任者对自己责任的拷问的书；而透过这些，旨在让人们看到、懂得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颗高度负责的赤诚之心。但对于初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年龄、他们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面对这篇课文的难度，如果让他们仅仅来阅读、来理解《真话集》后记，则会让学生无从下手。所以，从学生的特点出发，把《小狗包弟》作为突破口，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对文本的理解，来认识文化大革命给人们造成的灾难。面对这样的灾难，作者却能真诚地解剖自己，用真理和良心让人们看到对人和对社会要有责任感。为了表现这些，两篇文章的语言或生动，或深奥，而对于这些语言的感悟主要是品读结合。
教学重点与难点
1、重点：分析文章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发掘文章的思想价值。
2、难点：以狗性衬人性，以人性衬社会的写作手法。
说明：
以狗性衬人性，以人性衬社会是《小狗包弟》一文的主要写作手法，而理解这一点需要学生有很好的迁移能力，并且需要学生对在自己这个年龄段不太思考的话题有所思考。为此，学生要将自主阅读、合作探究、交流借鉴等学习方式结合起来。
教前准备
1、学生利用网络、报刊查阅文革的材料。
2、采访70岁左右的人，向他们了解文革中发生的事情。
3、布置预习题目：小狗是怎样的小狗？作者巴金的情感有何相应的变化？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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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活动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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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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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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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铺垫
激情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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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学生交流了解到的材料。
2、同学们交流了自己了解到的“文革”中的事情，老师也和你们一样，查找了相关的材料，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一天早上，当我回到报社的时候，一路上看到的是树上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的。在短短的几百米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同学们，短短的几个字，却让我们看见了那是动乱的年代，一个疯狂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人”的生命都一文不值，何况一条狗呢？下面我们就将走进《小狗包弟》，共同感受那段历史，感受作者巴金对往事的反思与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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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课外查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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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通过查阅资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间接走进，为文章内容的理解奠定了一个生活的基础。
2、教师有感情地朗读这句话，让学生在交流、倾听的基础上，感情快速升温，为进入文本做一个很好的感情基调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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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感知
自主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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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们的预习题预习得如何：带给作者巴金回忆的小狗是怎样的一条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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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文来分析，估计会得出如下结论：
第2自然段：“它有什么要求……不停地作揖”，这句话可以看出小狗很聪明。
第3自然段：“它不咬人……它就跑开了”，可以看出小狗很懂事。
“夜晚篱笆外面……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可以看出小狗很机警。
“它会进来做几个揖……引客人发笑”，可以看出小狗很通人性。
第4自然段：“听妹妹们说，……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可以看出小狗很有人情味，有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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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下面小狗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好的了解主题，同时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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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文本
把握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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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对小狗包弟的情感有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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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通过对2----5几个自然段的分析，得到小狗是个可爱的、有人性的、机灵的小狗，对这样的小狗当然喜欢；第4自然段：“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中的“喜欢、也”证明了我也是喜欢小狗包弟的。
担心：第6自然段：“晚上附近的……引到我家里来。”中的“杀小狗”说明小狗已经不能保了。“胆战心惊、害怕”则说明了我对小狗可能遭到的命运充满了担心。
犹豫：第6自然段：“我们不愿意”这说明作者想送走来保护小狗包弟，但又不愿意送到医院做实验。
无助：第6自然段：“包弟向我……我却暗暗地流泪”，以前小狗包弟作揖是笑，可现在是哭，可见作者很无助，无法帮助小狗包弟。
无奈：第7自然段：“形势越来越紧，十多天我就睡不好觉，我们最后决定”这些词语都说明了我把小狗包弟送走是被逼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轻松：第8自然段：“我反而感到很轻松”明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感情。
沉重：第8自然段中写到吃了安眠药还不能入睡，可见小狗包弟的命运已经压在了作者的心头。
自责、愧疚：第8自然段：“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说明作者意识到自己送走包弟是犯了一个正常人不应该犯的错误。第9自然段：13年过去了，庭院已经面目全非，但他记得的仍是那条狗。可见他的心灵深处仍在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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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作者情感的把握，再次走进文本，为再次整体理解课文，把握文章主旨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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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诱导
挖掘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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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为什么会有这样悲惨的命运？请发表你的观点，并在文章中找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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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自读文章，从文章中找到词语或者句子，支持自己的观点：
1、小狗的来历：一位瑞典旧主人、一条日本种的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外国有联系的东西都会成为反革命的罪证。
2、作者巴金的软弱：第6自然段巴金把小狗说成是自己的一个“包袱”可见，他为了避免自己受连累，也决定了小狗的命运。“听见包弟尖声吠叫……引到我家里来”也证明这点。
3、大的社会背景，人人自保：第6自然段：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人自危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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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命运的症结所在是作者所要告诉大家的最根本的内容，也是难点所在。如果不理解到这层，全文的学习就仅停留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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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附文转入正文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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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实小狗包弟的悲惨命运可能和作者巴金有关，但更重要的造成小狗包弟悲惨命运的应该是文化大革命。作者在批判文革的同时，也想让人充分认识历史，认识过去，认识现在，认识未来。所以，他历时8年写成了《随想录》，文章节选了《随想录》的第三集《真话集》的后记，通过我们查找的资料和刚才对《小狗包弟》的理解，我们来看这篇后记，你读懂了什么？
2、有感情地朗读第三、四两个自然段。
3、对于这篇文章，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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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点：
①人性中有自私、虚伪、丑恶的一面，我们应该勇于解剖自己，不断反思。
②巴金的真诚、坦然。
③巴金的命运很坎坷，但坚持讲真话，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学习。
2、齐读文章。
3、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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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话集〉后记》孤立地来理解有一定难度，理解完《小狗包弟》再来理解《〈真话集〉后记》，有助于对文章进行准确地把握。
2、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已知，更要关注学生的未知，真正做到以学生发展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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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讲解
体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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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狗包弟》以狗性衬人性，以人性衬社会，再加上《真话集》后记，让我们意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一个畸形的十年，是一个人性被扭曲的十年，在这样一个时代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而巴金作为一个受害者却站出来忏悔，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力量的，对于他这样的勇气和力量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而他的这种勇气和力量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让人们认识了文革，认识了人性。所以人们称巴金的《随想录》是“讲真话的大书”；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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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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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对本文的理解又存在一定的难度，教师适当的引导和讲解也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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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作业
读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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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巴金的《随想录》（依据兴趣和能力，可以是其中一两篇，也可以全部读），写下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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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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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分层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同时也在提高学生书面表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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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点拨
本篇是有点难度的文章，除了用上述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走进文本之外，还可以以读书讨论会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对巴金、对巴金的《随想录》，通过此形式来全面的把握。
练习举隅
1、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
2、《小狗包弟》这篇文章的第一自然段看似和整篇文章无关，是否可以删掉？
3、文章以狗性衬人性，以人性衬社会，你如何理解这种写作手法？
附相关材料：
一
在《随想录》中，我们看到一个真心诚意拥护新社会，并决心为这个社会献出自己的笔和心的著名作家，在那“流着血和泪的日子”里，怎样丧失了一个人（更不说一个作家）应有的最起码的权利。野蛮的抄家，不停顿的批斗，无休止的检查，亲友的遭难，农村和干校的劳动，以及思想的重压，精神的撕裂，心灵的破碎……。巴金在书中记录的亲历亲见的种种事实，袒露的肉体和精神的累累伤痕，对于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无疑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但类似的一切，并非《随想录》所独有，人们在同时期许多有关的回忆录、散文以及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中也不难读到。
《随想录》的主旨在于反思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但这一主旨并不是在开始写作时就十分明确的。1978年12月1日巴金在《总序》中说，他只想记录自己“随时随地的感想”，“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的事情”，使余生“留点痕迹”。尽管在开始的27篇文章中，他对“文化大革命”已不断有所揭露和抨击，但直到1979年8月5日写《绝不会忘记》时，才明确提出：“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且我们是在向前看。我们应当向前进，而且我们是在向前进。然而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11年中间发生的事情。”1980年1月，他在《小狗包弟》一文中，回顾了发生在“文革大革命”初期心惊胆战的日子里的一件往事：为了不致因狗叫引来抄家的红卫兵，把一条养了7年的小狗送到医院供解剖用。他沉重地写道：“文革”创伤的煎熬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一年四月，巴金赴日本访问，去到35年前遭受原子弹之害的广岛。历史的惨痛悲剧，眼前的活力和生命，和平公园慰灵碑上“安息吧，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了”的碑文，使他激动，也促他深思，更强化和坚定了他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信念。在离开广岛前的深夜，他一口气写完了《我和文学》这篇将在京都作讲演的讲稿，“一共不到三千字，我又立下了一个心愿：给自己的十年苦难做一个总结。……为了使十年的大悲剧不会再发生，也需要全国人民坚决的努力，让我们也燃起我们的灯，要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此后，在《写真话》、《长崎的梦》和《〈探索集〉后记》等文中，巴金反复表示了同一个意思，直到这个时候，写作之初的想法和逐渐明晰的主旨才得到和谐的统一，这就是：“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的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这一过程，巴金在1987年6月为合订本写的《新记》中，作了这样的表述：“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种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
正是在逐渐明晰全书主旨的过程中，巴金不断地探索“文革”深层的根源，并在批判“文革”劫难、揭示“文革”根源的同时，确认并不断剖析自己身上的“毒素”和“尘埃”。早在1979年初，当人们还在大力揭露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行以及对国家、民族和个人造成的累累伤痕时，巴金已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后来，他又指出：“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他确认自己身上的“封建的尘埃”为“文革”的发生提供了土壤，为“四人帮”及大大小小的“造反派”肆虐创造了条件，从而，肯定了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在这场民族灾难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巴金挖掘“文革”根源和追究自己的责任，不是从政治学、法学或历史学的角度进行的。他以一个公民、一个作家的身份，力图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因而，他关心的是公民兼作家的自身和作家注视的中心对象——人。他立足于切身的感受、观察和体验，把思考和探索的重心放在“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即自己目睹耳闻的许多蛮横凶狠的“造反派”们，怎样变成“吃人”的“虎狼”，面目狰狞，毫无人性、人道、人情，以肆虐为快；而自己以及与自己类似的俯首帖耳的受害者们，又怎样变成驯服的“牛”，不用脑子思考，人云亦云，甘心低人一等，自卑自贱，任人鞭打、宰割。
针对“造反派”变为“虎狼”，巴金指出：“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由于缺乏具体解剖的对象，因而，巴金对这一“转化”的泛化揭示不免显得比较抽象。对于受害者变为“牛”，巴金以自己为箭垛，为目标，因而不仅具体可感，更有着很强的概括力和穿透力。他痛切地说：“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自己。”盲目崇拜，迷信“神”，使自己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失却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自己说服自己，虔诚地相信自己“有罪”，因此甘愿任人驱使。巴金在许多篇随想中，对自己为求一条保全身家的生路从“人”沦为“牛”，从“奴在身者”滑向“奴在心者”的可悲过程，作了坦率的披露，更做了入木三分的剖析。由于巴金把自己“奴在心”时心上的垃圾也作为清算对象，同“文革”一起加以否定，这使他的自剖自责，不仅成为十年浩劫中许多受害人心态的生动记录，也得到劫后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
巴金作为“文革”的受害者，把自己也摆在责任者的位置上，主动反省并承担责任，决非意味着为害人者开脱。灾难的制造者及其帮凶当然应该首先受到清算，但历史告诉人们：“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在中国，历来不乏只知责人从不责己、专门控诉而不能反省的人。巴金追究和承担自己的责任，意在呼吁人们：曾经受害者和未曾受害者，都要认清自己的责任，不为虎作伥，不推波助澜，不盲目从众，要挺起胸来，独立思考，坚持真理，明辨是非，这样，灾难制造者就难以重演故伎，更不能为所欲为。为了弄清“文革”发生的原因，为了避免和制止“文革”悲剧再发生，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再遭受灾难，巴金才日夜揪心地前思后想，才坚持移动那时而重如数十斤、时而又重如千斤的笔。他所作的反思，表现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人类和民族的满腔热诚，对现实和历史的高度负责精神。
二
巴金在写作《随想录》的近八年时间里，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开始以较为冷静轻松和一定程度的局外评说的态度抨击“文革”，到逐渐沉重地探究“文革”的根源，再到不能不痛苦地审视剖析自己，以致挤伤口的浓血，在吐出自己的心声以后才卸下了心灵上的负担。显然，他是以十年“文革”的遭遇、精神状态及其演变为主线，通过总结十年浩劫的教训，清理自己一生的思想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一生的收支总帐”，“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巴金在总结“文革”，剖析自我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一生做人著文的自审，清理并偿还了心理上的欠债，从而使精神个性得到最充分的显示，精神境界得到前所未有的升华。“文革”使巴金受到一生中最惨重的侮辱，这侮辱不是来自他几十年来与之战斗的敌对营垒，偏偏来自他为之奋斗并挚爱着的社会。“文革”中，尤其是1969年以前，又是巴金一生最严重的失足，他丧失了自身具有的品格，一度沦为失去思考的机器。痛定思痛，他在《随想录》中做了一生最深刻的反省，对自己在“文革”中和此前几十年间的心灵欠债，作了严厉的谴责和认真的清算。
他批判自己在“文革”中屈从于棍子，不能对自己的作品作最起码的评价；“文革”初期在日记中主动写上认罪的话，讨好造反派，以求“从宽”；以忍受为药物，低头屈膝，任人摆布；学习会上批判翻译家满涛，唯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烧身，因而一言不发；为保全自己，将可怜可爱的小狗送到医院作解剖。他把自己同愤而自尽的老舍、不服罪的王西彦、替自己作辩护的孔罗荪加以对比，责备自己曾经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他多次用“可耻”、“丑态”、“可怜可鄙”等词形容自己在“文革”初期的表现。他甚至这样剖析自己1967年到1969年间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过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当做莫大的幸运。”“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他还把这种清算延伸到60年代、50年代：反“胡风集团”，批判冯雪峰、丁玲、艾青，都曾“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头”；1965年照别人的意思著文批判影片《不夜城》……。他说，这些“投井下石”之举，“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他还清理了自己为猎取文利，删英文版《家》、删文集中的某些作品，并实事求是地认识了自己十七年中的那些“歌德”文章和“豪言壮语”。巴金的这些严酷的自剖不仅止于对道德的关注和对道德意识的追求，不仅仅为了保持自己心灵的安宁和清白，更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对自己失却独立的
人格意识的拷问。他把自我清算同对封建传统积淀的某些民族心理和性格弱点的反省连接在一起，同对民族前途的忧患和国家命运的关切连接在一起，因而，表现出一种着眼自我又超越自我的精神。
巴金在反思“文革”和审视自己时，表现出两个特点：批判与控诉结合、批判为主；自谴与谴他结合，自谴为主。这两个特点所显示的最清醒的批判意识，不仅使《随想录》远远高出同时期许多政治的、文化的、文学的反思，更使巴金的精神境界得以升华。
对于巴金来说，批判，是对历史和现实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控诉，是对自己和人民所遭磨难的愤怒揭露和申说。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本身包含着控诉，但又比控诉有更深刻的内部和意义；控诉本身也包含着批判，但却是批判的表层形态。一般地说《随想录》是对“文革”、对封建专制的控诉是可以的，但用来概括它的整个特色，既不准确，也未能揭示其深层意蕴。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走过了一条由歌颂到沉默、到批判的路。十年“文革”期间痛苦的经历和思考，成为了他由“歌颂者”向“反思者”转变的关键。他批判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端以及强加在“社会主义”名下的封建货色，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随想录》批判意识的张扬，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变迁历程。
巴金说：“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前者是谴他，即批判别人；后在是自谴，即批判自己。他这样谈自己“作文的本意”：“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来示众的也首先是自己。这里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决之后才有可能想到别人，对自己要求应当比对别人更严格。”巴金是一位一贯严于解剖自己的作家，从20年代的《灭亡》到80年代的《创作回忆录》，他不停地审视和剖析自己，但这样集中、这样剜骨剖心的自审，还只能在《随想录》中见到。自我批判是《随想录》的出发点和核心，而它的归宿，则是反思“文革”，总结一生，偿还欠债，警诫世人。从自我解剖入手去解剖社会，正是巴金晚年散文的独到之处和伟大之处。
通过自我批判，巴金得到了一生最彻底的醒悟。他在新的层次上重新找到并肯定了自己作为一个独具个性的人的精神品行。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重新认定和坚持“给予”和“奉献”的生命信仰。他反复申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二是重新认定和坚持有益于人生社会的写作目标。他多次表示：“我写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的”，这就是“怎样活得更好，或者怎样作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怎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三是重新认定和坚持写真话、抒真情的写作宗旨。和美学原则。他认为真话并不等于正确的话，更不等于真理；说真话就是把心交给读者，抒写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就是说自己心里的话，自己思考过的话，就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掩饰，不化妆，不赖帐，不随风变来变去。四是重新认定和坚持任何时候都必须独立思考的行事著文原则。他以自己“文革”中的表现为例，说明不敢独立思考必然要受到惩罚；他说：“一个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一个作家倘使不照自己的思考写作，不写自己心里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位给机器人”。他指出，人不能像录音机那样“习惯于传达和灌输”，也不能“随意摆弄自己的思想使它们适应种种的环境”，“把思想改变成见风转动的风车”。在《随想录》中，巴金不趋“新”，不骛“时”，他是大树而不是小草，他坚持着自己80年的人生经验和生活信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个性和品格。在经历了巨大的磨难之后，他通过沉重而痛苦的反思与自审，通过对个人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新观照，终于找到和确认了曾经失落的自己多年来追求的东西，因而得到了补偿，他没有遗憾了。
巴金的自谴，巴金的偿还心灵的欠债，完全是自觉的、主动的，他已没有了政治的负荷，没有了名利的困扰。这与30年代多次叫嚷“放笔”的内心焦灼，这与五、六十年代在政治压力下的自我批评不同，与“文革”中的自我否定、自我打倒更不可同日而语。他怀着对民族、对人类、对子孙后代的挚爱，经过灵魂深处的冲突、挣扎和苦痛，直面人生，直面自己，在批判中升华，在自谴中升华，从而达到了自我更新的境界。
《随想录》作为巴金这位享有盛名的老作家，这位“文革”中备受折磨的受害者的散文作品，它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重大现象之一。这部作品与同时期出现的另一些重大的或重要的文学现象不同，它之所以引起广泛重视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完全不在于新的文学观念、新的艺术技巧和新的创作方式，主要的也不在于大胆触及被视为“禁区”的题材内容，公然宣扬惊世骇俗的思想观点。它以沉郁而执著的真诚坦直，叩击着人们的心扉，显示出当代文学发展的新风貌，成为新时期十年无可争议的散文杰作之一。
在巴金动笔写《随想录》之初，他属意于用长篇小说来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活，但事实上，集腋成裘的《随想录》成了他写作生涯中的最后力作。这部作品不但是巴金暮年贡献给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的珍贵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他在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建立的最后一座丰碑。
在巴金一生所写的近30本散文集中，不乏清新之作，厚重之作，精湛之作，然而，还没有一本能与《灭亡》、《家》、《寒夜》鼎足并峙。《随想录》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格局。这是唯一一本能与巴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比肩而立的散文作品。同时，它也是巴金冲破30多年的范式，迸发出蓄之既久的热、力、情的结晶。由于它的出现，使巴金在《寒夜》之后30多年文学道路上的省略号和问号变作一个感叹号。巴金以最适合于自己此时此境的体裁样式、表达方式，应和了时代，找到了自己。
在世界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在暮年用回忆录或自传的形式回顾一生，映照时代。卢梭在逝世前写成回忆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雨果70岁以后写成诗体日记《凶年集》，蒲宁80岁撰述《回忆录》，罗曼·罗兰70岁以后出版《内心的旅程》等三部回忆录，亨利希·曼逝世前六年撰写自传《观察一个时代》……。这些作品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价值。年逾80的巴金用《随想录》做了自己可以做的事，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随想录》只是一本普通的小书，说不上博大精深，然而，这本应和时代的精神和要求，反映巴金精神个性、心灵历程和人格光辉的思考录、自审录、遗言录，标志着一个剧烈转折的时期，对于巴金来说，则的确具有史诗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