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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
一、教学目标
（一）学习谭嗣同热爱祖国敢于为革命舍身取义的崇高品质，认识这一人物思想上的局限性。
（二）学习课文运用多种手法刻画人物和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写作方法。
二、难点、重点分析
（一）本文的结构层次是怎样的？
分析：全文共有四段，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谭嗣同奉召入京，参预新政，未满十日，便发生政变。
第二部分（第2段），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前，努力设法挽救危局，终因袁世凯叛变而告失败。
第三部分（第3段），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的壮烈行动。
第四部分（第4段），写谭嗣同就义的年龄、时间、地点与当时壮烈的场面。
（二）谭嗣同具有怎样的政治见解，我们应如何评价？
分析：谭嗣同的政治见解，文中并没有作很多正面的述说，但我们从字里行间也能看到一斑。
文章一开头就提到谭嗣同“奏对称旨”，回答皇帝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愿。原来光绪想“行其志”，即“欲行大改革”，却又因“畏西后”而“不敢”。就是说，这一“大改革”是“西后”一派反对的，光绪又无权。于是谭嗣同他们考虑该如何“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谭认为，“今日可以效我圣主者，惟在足下”，非袁世凯莫属。他“密奏”要光绪给袁世凯“以恩遇”，他“径造”袁寓“直诘”，最后竟至“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
这次维新，最终失败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次维新运动是中国最早的一次要求民权的运动，领导运动的知识分子，谭嗣同以及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这些所谓维新派，都是略略有些资本主义思想的士大夫。他们拥护皇帝，提倡君主立宪，主张抵御外侮，挽救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希望中国也走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这样的政治见解，这样的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是应予肯定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维新运动之失败，乃由于“西后”一派的阴谋，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维新派脱离群众，支持他们的社会力量非常脆弱，再加上他们眼光短浅，政治经验不足，把变法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身上，又幻想同拥有军权的袁世凯合作，依靠这些人的力量来成就大事，而没有缜密的计划。另外，谭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是有一定见地的；当然，一待维新失败，便“惟待死期”，以流血“自嗣同始”则看法未免又有所偏。
谭嗣同的政治见解，实际就是戊戌维新领导的见解，我们正确评价谭嗣同的政治见解正是正确评价戊戌维新的问题。
（三）谭嗣同这个人物的形象刻画得很生动，性格跃然纸上，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试就本文分析。
分析：谭嗣同刚“被征”时，“适大病”，待稍愈，竟“扶病入觐”，足见他是怀有炽烈的爱国热情的。他“奏对称旨”，具有高超的政治见解；而且，30岁出头，就担任相当于“宰相之职”的“参加政事”，又具有突出的工作能力。
谭嗣同又毕竟是阅历浅、经历少，尤其在政治斗争方面的策略太欠缺。他一进京，就有人告诉他“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而到懋勤殿做事以后，他才知道“皇上之真无权”。一个“真”字说明他长期“不之信”的情况。进行政治斗争而不谙政治背景，无论如何是个失策。这就不能不导致以后斗争的失败。
同袁世凯的交往是本文的重点。
先是他认为袁世凯也是个“力主变法”的将领，“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
继而“径造”袁寓“直诘”，看似怀有十分把握，实则诘责方式太“直”、所诘内容太露，经不住老奸巨滑、装模作样的袁世凯的诓骗，他“直出密诏”，“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虽然他曾想用动听的美言奉承一番，“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想用耸听的危言反激一下，“首仆而杀仆”；还曾对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有过怀疑（既有怀疑，怎能不经调查而当面直言！），但都经不住袁及其幕府的三言两语便支吾过去。
事败以后，谭仍在谋划“救皇上”，要以死“酬圣主”。他千方百计关心同志，帮助同志脱险。对自己，则是“惟待死期”，把一些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可说是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但在捕者“不至”，且有人“苦劝”东游乃至“再四强之”之时，竟“不听”“不去”。
由上分析可知，谭嗣同坦白直爽、老实迂阔、热爱祖国、关心同志、能够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迂”，也许可以借用《鲁迅书信集》第306页上“昧于中国社会情形”一句来解释，谭是昧于当时社会上的某些情形，老实、固执而又带书生气。
此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谭的性格和受骗的过程着重通过对话作了具体交代，而其中袁世凯幕府一官员用荣禄耍手段的复杂过程说明袁、荣二人的关系的一段只有几十个字，可见文笔之简练。谭嗣同自己视死如归和对同志的关怀备至运用了对比的方法，突出了谭的风格、精神。
（四）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袁世凯的老奸巨滑、装模作样来？是怎样刻画的？
分析：主要在袁、谭二人的对话。
袁对帝一方表现得似乎感恩戴德，“旷代之圣主也”，“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十分忠诚，“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而且愿效全力，“竭死力以补救”，动听得很，一谈到如何为人、如何对待“圣主”，立即“正色厉声”，何等虔诚端庄、驯顺正直，一提如何看待荣禄、如何铲除障碍，又“怒目视”，骂荣禄如“狗”，又何等“疾恶如仇”、慷慨激昂！待看过“密诏”，“详”悉“救上之条理”以后，立即说“事急矣”、“须急归营”以如何如何云云，更显得“救上”之事重大紧急。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袁世凯急急去向刚被骂为“狗”的荣禄告密，与“向来不过笼络”的荣禄勾结。十足的两面派手法。而最滑头的是，当谭问他“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让人是非莫辨。
由此不难看出，袁世凯是一个阴险狡猾、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家伙。
（五）一年来读过的人物传记已有好几篇，能否归纳一下关于传记的写作特点？
分析：传记是一种用来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体裁。一般由别人代为记述，也有自述生平的（称为“自传”）。
传记体裁在我国产生很早。总的说，传记可分为历史性传记和文学性传记两大类。前者以记述翔实的史事为主，如《史记》、《汉书》里的一些文章。它们崇尚朴实、雅洁，也有富于文学色彩的。后者用形象化的手法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及其历史背景，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不排斥某些合理的艺术加工。
本文是应该属于前者的。
《谭嗣同》这篇传记以叙述为主，也用描写和议论的方法。叙述、对话用得最多，不必举例。用描写的，如“径”造、“直”诘、“直”出密诏、言救上之条理甚“详”，揭示了谭嗣同直爽、坦率的性格和迫不及待的心情；临走时“叮咛而去”，写出谭嗣同既郑重其事，对袁世册又寄予无限希望；事败，谭对作者“从容”而语，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而袁世凯则忽而“正色厉声”，忽而“笑而不言”，装模作样。在写谭嗣同等被“超擢四品卿衔”以后接着又说“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这是作者对谭能力的评论、称道。
叙述是文章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使用描写、议论等方法，可以使所写的人物性格突出，形象逼真，作者的观点也更鲜明。
（六）本文语言特点是什么？
分析：“新文体”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要求而产生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为了号召和动员更多的群众参加改良运动，为了宣传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呼吁救国图强，扫荡顽固保守势力，就迫切需要一种最适宜自己大造舆论的文体。于是，“新文体”就应运而生。再从文学样式本身发展的趋势来看，也到了文体变革的时候。鸦片战争以后，统治我国文坛的桐城派、阳湖派的古文、骈文，经过冯桂芬、薛福成的“经世致用”散文的冲击，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的极力反对，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提倡语体文，反对封建古文”的进攻，已经是濒于绝境了。正在这个时候，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高举“文体革命”的大旗，扫荡了桐城派古文、骈文、时文和八股文，创立“新文体”。梁启超是“新文体”的大力实践者和最后完成者，是“新文体”的代表作家。他说过：“至是自解放，多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另有一种魔力焉。”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文体”的一些特点。
《谭嗣同》一文语言的通俗化，正是体现了“新文体”“务为平易通达，时杂以俚语”的特点。这篇文章吸收了不少近似口语的语言。例如“被征”，“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的“被”，“时号为‘军机四卿’”的“为”……“无不从流血而成”的“从”等等，按照地道文言文的行文习惯，一般是不用的。梁启超用了这些词语就使文章比较平易好懂，近似《三国演义》的浅近的文言，有一定文化水平就能大体看得懂。
新文体“笔锋常带情感”的特点，在《谭嗣同》一文中也有所体现。请看文章的最后一段，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特别安排的句法，只有平实的叙述，但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对谭嗣同的深厚的感情，使读者也受到了感染。
“新文体”的语言，在当时就和广大人民的语言有很大的距离，和今天的语言距离就更大了。尽管它在文学史上的进步作用不能低估，但至今还在一些人的文章中留下了半文半白的不好的影响，甚至有一部分学生，也爱写半文半白的文章。这在阅读《谭嗣同》一文时，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
（顾振彪：《关于谭嗣同的几个问题》，《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第3期）
（七）本文写作特点是什么？
分析：其一，它善于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活动或场面，加以着力叙写，笔墨酣畅淋漓，给人以深刻强烈的印象。谭嗣同造访袁世凯和谭嗣同诀别梁启超这两段文字，写得笔饱墨酣，生动感人，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这里首先看出作者剪裁的功夫。谭嗣同挟病入觐的经过，文章一笔带过；谭嗣同任军机处章京参预新政的情况，干脆略而不写；光绪传出“衣带诏”嘱康、谭等人设法筹救，文章仅以“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寥寥几笔渲染形势处境的危迫，而谋划之事语焉不详。但谭嗣同深夜造访袁世凯一节则不惮辞费，双方的对话，人物的神态动作，一点也不放过，写得有声有色，历历在目。又如谭嗣同如何被捕，如何入狱，如何就义，文章则一笔总括；而被捕前谭嗣同与梁启超的谈话、诀别却写得相当具体、感人。作者这些取舍详略的安排、目的就在于抓住具有深刻意义的事件或场面，让人物通过自己的富有特征性的语言和行动，来显示自己思想生活的光辉，从而深深地感染读者。除了善于剪裁外，人物对话的提炼，神态动作的穿插描写，也是这两段文字之所以写得出色的原因。且看谭嗣同试探袁世凯，劈头一句就问；“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答：“旷代之圣主也。”接着谭问：“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答：“然，固有所闻。”谭问得何其直率、急切，问话之中将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来意和盘托出，毫不隐晦；而袁世凯则沉着冷静，虚与应付，态度若明若暗，为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初步展示了他世故、圆滑的性格。谭嗣同此时出示密诏，直截了当提出请袁救驾的要求。他深知干系重大，对袁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意气盈盈，披肝沥胆，忠勇之气感人肺腑，动人心魄！袁世凯“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俨然是一副忠臣义士的模样！话说得堂堂正正，于反击之中剖白一片忠心，显得胸次颇高。正是这等地方显出袁世凯非寻常狗窃鼠盗者可比，乃是老奸巨猾的奸雄之辈。尤其是当谭问袁：荣禄一向对你有厚恩，你何以处置？袁“笑而不言”。这“笑而不言”之中，它是在含蓄地告诉对方，荣禄对他的所谓“厚遇”，乃子虚乌有，是表面一套。这是袁对自己与荣禄的关系的开脱和掩饰。这轻轻的一笑，凝聚着阴险、狡诈、机敏的性格，表现了袁世凯瞒天过海的本领，是揭示奸雄本相妙摄神理的一个特写镜头。
其二，作者把爱憎褒贬的态度和论断，寄寓在叙事之中，融化在人物的语言行动之中，顾炎武称赞司马迁的人物传记“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日知录》卷26）。梁启超当时是谭嗣同的战友，他写《谭嗣同》这篇传记是怀着深刻的悲悼和崇敬之情来写的。他严格按照史传文学的要求，不自由议论，不作主观抒情，他力求在真实的记叙之中，让事实说话，让形象说话。他把自己的爱憎褒贬流注于笔端，抓住那些最能揭示战友精神品质的言行和场面，作酣畅淋漓的叙写，借以倾吐自己一腔挚爱敬仰之情，借以表达自己对战友的评价和论断。且看诀别互勉一段，坐牢、砍头，已迫在眉睫，谭嗣同从容不迫，同战友筹划谋救圣上之策；继之又以书稿相托，与战友分任生死，互相慰勉：“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话毕，“遂相与一抱而别”。此情此景，包含有作者何等的感慨呵！作者不着一字，痛悼、敬仰、颂赞尽在不言之中。“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段话掷地有声，惊天地，泣鬼神，集中地反映了谭嗣同开阔的政治视野，救国救民的热烈情怀，和为变法献身的崇高精神。它出自谭嗣同之口，表达了谭的志向和信念，它又体现了作者对战友的崇高评价，对战友的热烈的礼赞。……它使谭嗣同的形象如同巍峨的昆仑一般矗立于中国近代史的史册上，矗立于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灵中。这一笔重若千钧，作为谭嗣同一生的总结和评价，表现了作者独到的匠心。
（李春芳：<谭嗣同>教学摭谈》，《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第6期）
三、教学过程设计
（一）导入新课：由前课五人之死意义所以重大，引出舍生取义，导入新课。
（二）指导学生阅读“自读提示”，明确自读重点与要求。（略）
（三）学生自读课文1、2两段。
1．利用工具书自行疏通课文。
2．指名解释下列词语：
国是：（国家大计）入觐：（进见皇帝）
少通：（少，同稍）故事：（旧例）
恸：（极度伤心，多指哭的悲伤）
径适：（直接到达）苟：（若）
正色厉声：（声色俱厉，态度端庄严肃）
参劾：（向君主或国家元首告发）
条理：（这里指“措施”）
3．指名朗读课文，纠正误读。
4．讨论：
（1）课文第1段写光绪与慈禧矛盾紧张，有两个字十分传神，是哪两个字？“西后及贼臣”对光绪“忌益甚”，原因是什么？
提示：光绪对慈禧是“畏”，因手中无权，“不敢行其志”，西后对光绪则是“忌”，虽然大权在握，但光绪毕竟是皇帝，一旦得势，无可挽救。一个力图守旧，一个意欲维新，矛盾不可调和。
（2）课文写光绪破格提拔谭嗣同有什么作用？
提示：一是表明光绪急切地推行新政，实施变法，二是交代光绪与慈禧之间的矛盾必然激化，三是为谭嗣同自甘牺牲“以酬圣主”埋下伏笔。课文第1段为文章的展开作了充分的铺垫。
（3）课文第1段写了哪几件事，哪一件详写？作者大段记叙谭、袁二人对话意图是什么？
提示：第2段写了光绪“欲开懋勤殿”、密“赐衣带诏”、两召袁世凯、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等几件事。其中“夜访”是重点，作了详细的记叙。
大段记叙谭、袁二人的对话，目的是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言为心声，从二人对话中，我们看到了谭嗣同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和政治上的幼稚，看到了袁世凯的老奸巨猾。以对话写人物，二人性格大异，构成鲜明的对比，相互映衬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四）课堂练习：完成“思考和练习”第一题。
（五）学生自读课文3、4两段，归纳总结。
1．学生默读课文，利用工具书自行疏通。
2．指名解释下列词语：
擘画：（谋划，商量）竟日：（竟，终；整天）
及难：（赶上灾祸）系狱：（被扣押在狱中）
春秋：（年岁）
3．讨论课文内容：
（1）政变发生后谭嗣同做了哪些事？
提示：一是劝梁启超出走以图将来，二是要梁启超设法营救康有为，三是把书籍文稿交托梁启超，四是与侠士（大刀王五）谋救光绪帝。
（2）谭嗣同为什么不肯逃亡？
提示：一为“酬圣主”，二为报国家，有强烈的爱国之情。他在狱中曾赋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更慷慨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所以，梁启超以一个“烈”字作为评价十分恰切。
但他的忠君思想，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也是显而易见，对此应有所批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这是戊戌变法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他若逃亡，结局更惨。）
4．归纳课文的写作特点：
（1）以人物对话，用对比法写人。（略）
（2）记叙中融入抒情与议论：
“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袁正色厉声曰”，“笑而不言”，（谭嗣同）“卒不去，故及于难”，“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以上诸例都是记叙，但其中明显流露出作者的评论与感叹，值得细细品评与玩味。
（六）课堂练习。
1．表情朗读课文。
2．完成“思考和练习”二、三两题。
〖小资料〗
（一）注释辨正。
课文第2段有这样一句话：
“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
放，课本注释为“被调任，被委派”是不妥的，封建时代官员被贬或调出京城任职称“放”。文中“放”与“升”显然是反义词，两个词都是动词的被动用法。放，被贬。升，被提升。
（二）难句解疑。
课文第3段写谭嗣同入日本使馆与梁启超见面，劝梁东游：“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其中加点的句子，运用了“合叙”的修辞方法，并且使用了两个典故，作为谭、梁两个人分别承担两种不同职责的比附对象。翻译时，应变“合叙”为分叙：一是要分清“四个人”各承担了哪种职责；二是要分清“吾”与“足下”各承担哪种职责。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反映原文所表达的信息。但遗憾的是，课本的注释介绍“程婴、杵臼”时，只说二人“都是春秋时晋国大夫赵朔的门客”，“赵朔为屠岸贾所杀害，程婴、杵臼设法保全了赵朔的孤儿”。不了解古代典故的学生乃至教师，根本无法通过这样的注释分清这二人：谁是“图将来”的“生者”，谁是“酬圣主”的“死者”。《教参》中的译文，几乎是原文照录，让不了解历史典故的人，只能是越读越胡涂。《教参》是这样翻译加点的句子的：“作为程婴、杵臼或月照、西乡，我和您分别担任吧。”
程婴、杵臼的事迹见于《史记·赵世家》：
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晋太夫屠岸贾不请示晋景公而擅自策动众将围攻赵朔的住地“下宫”，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兄弟四人杀死，并且将四人的全家老小斩尽诛绝。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前606年至前600年在位）的姐姐，当时已经怀上了赵朔的孩子，她逃进成公的宫院避难。不久，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屠岸贾听说后，就带着人闯进晋成公的宫院搜索，赵朔妻把孩子隐藏起来。为防止屠岸贾再来搜索孤儿，程婴与公孙杵臼商定，由杵臼谋取其他人的婴儿抱进山中隐藏起来，而程婴把赵氏孤儿隐藏起来，然后再向屠岸贾“告发”杵臼藏匿赵氏孤儿，杵臼在被捕时故意大骂程婴出卖朋友，出卖主人的遗孤，以骗过屠岸贾。杵臼和假孤儿被杀，真的赵氏孤儿得以保全。程婴含辛茹苦，抚养赵氏孤儿，孤儿即赵武。过了十五年，程婴又用计劝说晋景公，除掉了屠岸贾，立赵氏孤儿为大夫。
至于月照、西乡两个人的事迹，注解中已作了较详细的说明，月照为恢复天皇的权利而死，西乡活下来终于完成了推翻德川幕府恢复天皇权力的使命。
课文中的“合叙句”，若分叙应该变成如下形式：
程婴、西乡，足下任之；杵臼、月照，吾任之。
试译成现代汉语如下：
“像程婴、西乡那样，活下来以图将来事业成功的职责，您来承担；像杵臼和月照那样为主人赴死的职责，我来承担。”
（三）译文。
今年四月，决定国家大计的诏书下达以后，谭嗣同先生经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先生的推荐，被（光绪皇帝）宣召，恰巧他生大病，未能成行，到了七月（他）才带病进京朝见皇帝。他回答皇帝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于是）光绪皇帝破格提升他（赏赐他）四品卿的官衔，任用他做军机处办理文书的官员，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一起参预新政，当时号称为“军机四卿”。（他们）参与新政，有如唐宋两朝的“参知政事”，这实际上就是宰相的职位。光绪皇帝想重用康有为先生，但皇上又畏惧西太后，不敢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几个月以来，皇上有什么要询问的问题，就让总理衙门传达御旨，康有为先生有什么要禀奏的意见，也只能把它写在他呈给皇帝看的书籍里而已，自从这四位官员进入军机处以后，皇上跟康有为先生之间的想法才能稍微沟通，皇上下大决心要进行改革了。可是西太后和那批贼臣的忌恨也就更加厉害了，不到十天戊戌政变就发生了。
当初，谭嗣同刚刚进京的时候，（有人）对他说了皇上没有实权，西太后阻挠变法等情况，他并不相信这些，等到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令谭嗣同起草上谕，先派太监拿了前几代皇帝的遗训给他，传达皇上的话，说康熙、乾隆、咸丰三代皇帝都有开懋勤殿（设顾问官）的先例，叫他查出来，写入诏书之中，原来（皇上）要带着它在二十八日亲自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谭嗣同退朝后，这才对同事们说：“今天我才知道皇上是真正没有权力了。”到了二十八日，京都朝廷里人人都知道了皇上要开懋勤殿的事，认为当天诏书就要下达，然而终于没有下达，于是更加清楚西太后和皇上水火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同时赐给他一道藏在衣带间的密诏，里面有我的皇位几乎保不住了，命令康有为和军机四卿以及维新派的同志们赶快想办法筹谋救驾的话。谭嗣同和康有为捧着诏书痛哭，可是皇上手中没有一点点权柄，毫无办法。当时众多将领中只有袁世凯长期出使朝鲜，研究过中国和外国的国情，竭力主张变法，谭嗣同就秘密奏请皇上拿优厚的待遇联络他，希望他在危急的时候有可能救助皇上，言词极为激动、恳切。八月初一那一天，皇上召见袁世凯，特别赏赐他侍郎的官衔；初二那天，又召见袁世凯。初三的晚上，谭嗣同直接来到袁世凯住处法华寺，直截了当地问袁世凯说：“您认为当今皇上是怎样一个人？”袁世凯说：“是当代没人比得上的圣明皇帝。”谭嗣同说：“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我已经听到些。”谭嗣同就直接拿出密诏给袁世凯看，说：“今天可以救我们圣明皇上的，只有您了，您愿意救就救他！”又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不愿意救，就请（您）到颐和园去告发我，杀了我，您就可以升官发财了。”袁世凯板起面孔高声说：“您把我袁某当做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拥戴的皇上，我和您一样受到了（皇上）非同一般的恩遇，救护（皇上）的责任，不只在您身上。如果您有什么指教的话，我当然是很愿意听的。”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全在于借在天津阅兵这件事（来实现），您和董福祥、聂士成的三支军队，都受荣禄指挥调遣，荣禄将依仗武力来逼迫光绪皇帝退位。虽然如此，董福祥和聂士成的两支军队是不值一提的；天下强有力的，只有您袁将军。如果发生事变，您用一支军队对抗他们两支军队，保护圣明的皇上，恢复皇上大权，肃清皇上周围的坏人，整肃宫廷里的秩序，指挥起来稳操胜算，镇定自若，这是一世无比的千秋大业啊！”袁世凯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快速地驰入我的军营，发出号令来诛灭奸臣贼子，那么我一定追随在各位先生后面，竭尽一切力量拼死挽救。”谭嗣同说：“荣禄对您素来不薄，您将怎样对待他呢？”袁世凯笑笑不说话。他的一个幕府官员说：“荣禄老贼并不是推心置腹地对待慰帅的。过去有人想增加慰帅的兵员，荣禄说：‘汉人不能给他大的兵权。’原来他一向不过是笼络（慰帅）罢了，就像前些时候胡景桂参本弹劾慰帅那件事，胡景桂是荣禄的亲信，荣禄派他出面弹劾慰帅，又由荣禄自己出面查办，为慰帅昭雪，用施恩惠的办法来换取慰帅的好感。随后胡景桂就被委任宁夏知府，不久又提升为宁夏道员，这就是荣禄老贼用心计十分阴险十分狡猾的地方，慰帅难道不了解他（的为人）吗？”谭嗣同就说：“荣禄本是曹操、王莽一类的人物，是世上少有的奸雄，对付他恐怕不很容易。”袁世凯怒目而视说：“如果皇上在我的军营里，那（我）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罢了。”于是谭嗣同跟袁世凯非常详细地谈了救皇上的具体措施。袁世凯说：“现在军营的枪弹火药都在荣贼的手里，而且营、哨的各级军官大多是他的老部下，事情很紧急了，既然已经商量好了对策，那我就得赶快回营，更换将官，并且设法储备弹药才行。”于是谭嗣同再三嘱咐他然后才离去，这时已是八月初三的夜里，打了三更了。到了初五那天，袁世凯再次被光绪帝召见，听说也是领有密诏的。到初六，戊戌政变就爆发了。
当时我正在谭嗣同先生的寓所拜访，（两人）面对面坐在榻上，筹划布置事情，忽然查抄康有为住处，要逮捕康有为的消息传来了，不久又听到（西太后）垂帘听政的上谕。谭嗣同从容地对我说：“过去想救皇上而无法救，现在想救康先生也无法救，我已无事可做，只等着死的那一天罢了！即使如此，天下的事情明明知道它很难做，却尽力做到它，您试试到日本使馆，去见伊藤先生，请他发电报给上海的领事来救康先生吧。”我这天晚上就住在日本使馆，而谭嗣同整日不出大门，等待来逮捕他的人。逮捕他的人结果没有来，他就在第二天进入日本使馆，同我会面，劝我到日本去，并且带着几本他撰写的书和诗文辞稿本，一小箱家信，托付给我。说：“若没有出走的人，就没有办法筹划将来的维新事业；没有牺牲的人，就没有办法报答圣上。现在康有为先生的生死还不知道，作程婴或是作杵臼，作月照或是作西乡，我和您分别担任吧。”于是两人一抱而别。初七、初八、初九三天，谭嗣同先生又和侠士想办法救皇上，事情最终都未成功。初十那天他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几位日本的志士苦苦地劝他到日本去，他不听，再三再四劝他，他说：“世界各国变法维新，没有不经过流血而成功的，现在中国还没有听说过因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的，这就是国家不能强大昌盛的原因啊。（如果）需要流血的话，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他）始终不肯离开，所以遭了祸。
谭嗣同先生关进监狱以后，……于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南城菜市口被杀害。年仅三十三岁，就义那一天，观者达万人，先生慷慨激昂，神色没有一点改变。当时是由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谭嗣同叫刚毅到跟前说：“我有一句话……”刚毅走开不听，于是谭嗣同先生从容就义。唉！多么壮烈啊！